最近有一句话特别流行,“你吃光盘中的粮食了吗?”最近以“光盘”为主题的公益活动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光盘行动就是倡议大家将吃不完的饭菜打包回家,或者是尽量将盘里的饭菜吃光,在日常生活中厉行节俭。
有数据显示,中国人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一年就高达2千亿元,而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两亿的口粮,如此惊人的数字也非常让人寒心。所以以至于像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最近谈到粮食浪费严重的时候建议,政府应该出台法规和政策,把浪费当成可耻的行为,当成犯罪的行为来限制。
中国餐饮文化需要改革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毅:从世界发达国家吃饭的规则来看,中国人的浪费是最多的。现在就是外国人到中国来生存也不习惯,一看吃完饭以后,吃完饭剩下的量是很大的。
资深媒体人王洪明:得一半吧。我过去有经验,请客吃饭如果客人吃饭的时候把这盘子菜吃的见底了,第一个感觉是很没面子,我是主人我没面子,一定要剩三分之一般甚至是一半大家一高兴一抹嘴走了。
张毅:在国外,你点一个菜你要点自己的盘子里,你要一个鸡、一个鱼肉、一个牛肉,每个人都点自己的那盘菜,他们自己吃剩下的,用面包把碟子里面的汤汁也全部擦得是干干净净。
因为他们吃完饭连这个洗碟子的人都是非常轻松的,所以说中国现在是两个现象必须得引起足够的重视,一个就是点菜的时候点得多,第二个是中国人的肥胖率因为吃饭因素的影响,每年的增加速度相当快。
张毅:中国的粮价相对比较低,如果低到西方的工资比里面去,那这个浪费就能够约束。第二个情况就是公款吃喝,如果是用自己的钱请客吃饭,相对来说浪费的额度是比较低的。
王洪明:电视里播过一个公款吃喝的案例,宴席里面是有鲍鱼和虾之类的,动都没动,问了一下多少钱,服务员告诉他这道菜是六百八。680元相当于一个拾荒的老太太两个月的消费,所以公款浪费的情况容易让人产生愤怒。
张毅:容易让百姓认为政府的形象、官员的形象很差。平常的时候,浪费是很少,但是在婚宴、贺寿的时候,浪费很厉害,尤其是在农村里面,一个是酒的浪费大,第二个情况就是食品,食品经常是不剩下就认为招待自己的亲友就没有吃好,所以这里面有是一个把风俗习惯消费文化要改革的问题。
王洪明:西方的习惯就是分餐,基本上产生浪费的空间小,我们中餐这种形式,它就容易产生浪费。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翟留栓:每个人的饭量不一样,按照大家平均的饭量来叫菜的,一桌子菜剩下了,不知道是你剩的还是他剩的,所以谁也没责任,容易把责任藏起来。其实刑法对浪费的约束力可操作性比较有限,但是通过价格杠杆,通过经济手段来调节比较有效,还有消费文化的改变。
张毅:再一个情况就是中餐的改革。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已经有很多大的变化了,但是仍没有像日本对西餐引进以后对日餐的改革,比如说一个面包是多大,用多少糖多少的面粉发酵以后重量是多大,完全是标准化的。到日本的超市里面买东西,土豆、苹果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中国一碗饭是根据厨师的把握来放的。
翟留栓:标准化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控制量。我一开始到日本的时候,觉得日本人太小气了,我一吃就两碗拉面,他们就一碗米饭,根本吃不饱。后来我才发现人家根本不是把肚子撑起来,咱们中国人是把肚子撑起来才算是吃饱,他们是营养吃够了,就饱了。
怎么判断营养够了?就是标准化生产。他知道一个面包含多少卡路里,他吃一个面包两个鸡蛋,即使肚子没有撑起来他也知道,今天的能量足够了,可以节约了。像我们就不一样了,你没有标准化,你到底吃了一碗营养够不够啊,那不一定啊,还得再吃第二碗呢,万一这一碗油水少了,跟不上,中国人一般都是把肚子吃撑叫吃饱,通过量的多把热量增加上。
王洪明:中餐对油脂的消耗很大,而西餐包括韩国,他们没有炒菜,你进到他家去做客,他客厅和厨房连在一起的,我们现在也倡导开放式的厨房,但是我们真不能开放,开放了以后就糟糕,所以在烹饪上改革也势在必行。
粮食浪费背后的机制危机
张毅:浪费的背后还有机制的问题。第一个机制就是把粮食价格抬起来,缩小农民跟城里面的差距。第二个机制就是中国在食品标准化管理方面,逐渐出台一整套的规章制度。
第三个机制是通过媒体做一些宣传,让中国人改变现在的消费习惯,形成良好的消费方式。请客吃饭的时候不一定非要吃到剩下才觉得满意,而是觉得吃得好了觉得满意。第四,对白酒的消费要控制,因为它是粮食变过来的,一方面白酒把人给喝坏了,另外一个方面,把大量的粮食拿去生产了白酒,并没转变为对中国人的健康、对中国人的环境的保护有利的渠道去。王洪明:相反的一些不利的现象倒多起来,像肥胖症的增加,糖尿病患者的增加,有许多就是完全不是饥饿引起的,而是饮食习惯不良的结果。
翟留栓:咱们国家的消费文化出现一种新的趋势,就是过度出追求口味,很少关注营养与健康。我们国家很多情况下把它变成了一种享受,认为野生的看起来舒服、吃起来过瘾刺激。现在我们中国的疾病结构由原来的呼吸道和疾病致死率的第一位现在已经转变到了心血管致死的方面来了,这些都是食品的过量导致的健康问题。
张明:现在咱们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之所以有很多地方的限制,一方面就是农业仍然在农村占了40%多的比重,原因就是看粮食安全够不够。城里面浪费得多,农民在土地上面约束的量就越大,农民进城的速度就越慢。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环境的改善速度慢,比如说退耕还林推广速度慢,就是因为粮食消费增长太快。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的一些国家里,基本上土地是休耕的。所以粮食的节约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我们怎样看待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调动,这是系统工程,不能单独看一个问题。
张毅:中国的发展阶段里,给农民支持以及对农民的关怀不够,在我们中国大的市场体制里,由于粮价压得非常低,导致整个社会在消费的过程中不重视节约,因为收入差距拉得大,消费的对食物不敏感。比如说农民工到城里来吃一餐饭,感觉到就很贵了,他很少浪费。所以说农民看到城里面的浪费量非常大的时候,他们心里面的抵触是非常大的,这实际上是城市跟农村的文化之间有一个断裂,不利于国家的和谐发展。
今年我到内蒙古去,山东的白菜也是一毛钱一斤,宁夏的土豆也是一毛钱一斤,这种情况导致你进入城市以后,那些城里人浪费起来没有概念,他认为这不值钱啊,就是一分钟的工资啊。
但是农民生产那一斤土豆要费大量的时间,实际上他把农村里面本应该农民的收入强制转化给城里人,所以城里人他不珍惜。价格本应该是凝聚在商品当中一般无差别的人为劳动,以这样来衡量的话,那一斤土豆很可能是一块钱一斤的或者是五毛钱一斤的,这样才在农民那得到应有的收入。但是咱们城里人一毛钱得到之后,感觉很便宜,这不公平。
王洪明:现在的浪费现象,本质上是很扭曲的价格导致这个现象。
张毅:实际上它就是个经济问题,本质上不能体现农民的应有价值和辛苦付出。
翟留栓:由于农产品市场上存在着不平等交换,我们要在宏观上把这个给理顺,要保证农民的收入增长不是靠打工,而是通过粮食的生产,获取他应得的收入。日本有农会,农民生产的粮食,实际上是全部交给农会,农会跟蔬里贩子、城里面超市打交道。
一般情况下,可以保障农产品的价格。中国之所以出现农民收入得不到保障的情况,就是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没有成为一个集体讨价还价这样一个组织,而是分散小家的农户个别的来讨价还价。因此,当我们城里人浪费粮食的时候,实际上是变相把农村价格财富转移到城里。
张毅:所以说透过浪费的背后他能折射出很多的问题,生产的、经营模式上的、顶层设计上的环节是不是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