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背景一】

　　如今，我们好像进入了文化“模仿秀”时代。一台旅游演出作品《印象·刘三姐》火了，《印象·某某》便在各地四处开花。一部谍战剧《潜伏》走红，各种谍战题材电视剧便热映各大荧屏。一个电视娱乐节目打响，各大电视台便都开始闹腾。一部经典作品翻拍成功，经典翻拍便开始泛滥。从天安门到世博中国馆到鸟巢，这些建筑在不少地方都有“山寨版”。就连城市也变得“惊人相似”，以致我们行走在各个城市之间，越来越没有陌生感。若说先行者抛出的是一块“玉”，盲目跟风之作便是一块块“砖”。

　　【深度背景二】

　　今天的中国，每年创作的歌曲、小说、电影、电视剧等，堪称海量，规模空前。然而正如文化部官员前不久针对“低俗化”问题所发问的，其中能传唱传世、能与先辈留下的八万种历史典籍比肩的有多少？只怕答案不容乐观。

　　在一些创、出版商那里，不求“化人”、但求娱人，不求启迪心灵、但求吸引眼球，不求担当传扬文化的使命、但求趁早成名赚足利润，已成为一种创作生产的价值导向。然而，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之中，一代受众已然产生视觉与审美疲劳，延续这种创作生产方式又如何能让其文化产品留住受众？

　　更令人深思的是，不但庸俗、低俗、媚俗的文化产品已难留住受众，就是某些以弘扬主旋律、倡导主流价值为己任的所谓“高雅”文化产品也难留住受众，屡屡出现“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评奖是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的尴尬现象。有人说，正是主旋律的使命限制了思维的空间。但事实表明，这只是一种不得门径的无能借口。给人以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的美国大片《烈火雄心》、《阿凡达》就没有“主旋律”？让观众眼噙热泪、赚得票房和口碑的国产大片《唐山大地震》就只有“商业化”？

　　【观点评断一】

　　对模仿，我们当然不能一概否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固然可赞，如果后来者能“吃”出新方法，吃出新意境，照样可嘉。创新往往也需要模仿，在和别人差距比较大的时候，模仿常常是创新的第一步。但创新绝不止于模仿，而是在消化吸收之后推陈出新，以求后来居上。如果总是亦步亦趋，照葫芦画瓢，就不仅显得僵化呆板，也必致新意全无。如此“模仿秀”当然就让人乏味了。

　　古人写文章，推崇“三番来者”论。“凡作文发意，第一番来者，陈言也，扫去不用；第二番来者，正语也，停止不用；第三番来者，精语也，方可用之。”作文如此，文化创作亦是如此。看到成功先例仅是有了“第一番来者”境界。穷其奥秘，了解成功的内在规律则可谓有了“第二番来者”。把成功的内在规律与斯时斯地斯情斯境相结合、相吻合，才算“第三番来者”。在此基础上精打细磨、精雕细琢，才可能造出更优更美之“玉”来。如果有了“第一番来者”，就迫不及待地照搬，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拿着别人底片再冲洗一张照片。

　　止步于模仿，诚然是创新能力不足的缘故，也与一种“寄生心理”有关。当一种新的文化创意被市场接纳，并产生巨大效益之后，还同时会形成一种“市场效应”，市场会对这类文化创意充满期待和需求。文化寄生者们瞄准的就是这个新的市场需求空间，通过快速生产出模仿作品，满足市场需求而图利。受众消费这些模仿作品，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时，模仿作品往往也在图得小利或血本无归之后淡出市场。

　　当年，鲁迅先生有感于中国人求同心理太重而呼吁：“向庸众宣战！”在一定意义上说，文化“模仿秀”的存在，还基于这样一种“庸众心理”。也就是你会的，我也要会；你能做，我也能做。当一些电视台苦于无好节目吸引人之际，突见一节目火爆，觉得不过尔尔我也能行，于是立马跟进。这种“庸众心理”的本质，只在于“找齐”而非超越。文化创造“向庸众宣战”，即是要改造这种“庸众心理”，建树一种“你强，我比你更强”的竞争意识，培养一种“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创新意识。

　　【观点评断二】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任何一种文化载体，无论色彩上怎么美轮美奂，造型上怎么新颖奇特，音效上怎么震撼全场，如果缺乏那一种风骨神韵、价值理念，顶多是一场“视觉盛宴”，只会带来感官的刺激与享受。流芳百世、享誉中外之作，莫不形神兼备。尽管《唐山大地震》在如何凝“神”聚“气”上还只是牛刀小试，但它真正打动人心的，正是气贯全篇的那种精神与价值内核。有形无神的文化产品，是不可能“化人”的，也注定是短命的。

　　有神无形，同样行之不远。可以说，“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从来未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缺位过，自始至终都在烛照着中国人前行，并得到丰富和发展。遗憾的是，我们的许多文化产品还不善于表达它。撇开主流，执着于极端个性化的精神叙事，固然难以赢得大众的共鸣；但用大而无当的方式、居高临下的气势、顶礼膜拜的讴歌去表达，受众更会在不能承受之重中自觉远离。惟有选择那些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群体人格的精神价值，从人性的角度去解析，用平等的视角去阐述，以艺术的手段去展现，才能真正走进大众的内心，让人们在欣赏与享受中自我升华，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化大众”。

　　今天，在世界文化交流交融频繁的大势下，我们该如何从中华优秀文化中提取当代的精神元素，从当代中国人的奋斗实践中提炼时代的共同价值？进而艺术地贯穿于我们的多样文化载体中，在普及中让公众更好地享受文化的熏陶，在“走出去”中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这是值得每一个文化工深思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