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的背景】

　　(1)从2010年10月1日起，上海市开始实施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延迟年龄男性一般不超过65周岁，女性一般不超过60周岁。这似可视为中国城市应对老龄化问题的一种举措。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在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中透露，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69亿，并以每年800万的速度在增加。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与发达国家大多在人均GDP达5000至1万美元时进入老龄化社会相比，“未富先老”特征显著。面对来势凶猛的老龄化问题，科学认识并沉着应对“未富先老”，事关发展大局。

　　上世纪70年代末始，我国从人口基数过大、增速过快的国情出发，确立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核心内容是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按照规定特殊情况除外)。计划生育政策也被形象地简化为独生子女政策。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30多年让中国少生4亿多人，相当于西欧的总人口。这对于减少贫困人口，全面实现小康，缓和人口资源环境间矛盾，拓展可持续发展空间，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由于人口自然出生率被控制在较低水平和人均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口比例呈现上升趋势。有人按当前人口增长情况推算，2009年是七八个中国人养一个老人，到2050年时，大约不到三个人就要养一个老人。这个说法很直观，把能否养得起的问号形象地摆在人们面前。

　　(2)日本《追求》双周刊近日称，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个步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将面临着“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等诸多问题。

　　北京市老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市从1990年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据预测，到2020年，全市老年人口将达到350万人，到2050年，将上升到650万;上海社科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预测，上海市老龄化高峰将出现在21世纪30年代，将在500万以上;天津市人口老龄化程度仅次于北京、上海，据预测，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73万，2030年达到330万。

　　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数据预测，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12%，2011年以后的30年里，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年均增长16.55%，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8%左右。

　　(3)中国社科院最近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人口红利”制造了中国奇迹。最近30年来，中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6.8%。报告还显示，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时代转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副司长张建明坦言，中国“人口红利”10年后进入“关窗期”。我国大中城市将面临着老年人口数量剧增、年轻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抚养率比例增加、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等一系列问题，亟待采取有效措施，保持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人口红利在中国发展作用中的日趋消失，有关专家则认为这也可能为中国提供一个实现更平衡和更持久增长的契机。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博士傅勇认为，老龄化迫使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这无疑为政策变迁提供了激励。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说，人口红利终究是要消失的，现在最发达的国家已经没有我们所讨论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消失其实是好事，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应仅依靠人口红利。

　　(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近日表示，中国政府高度关注老龄化问题，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保障老年人能够享受到应有的各种权益。在养老保险方面，快速推进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同时，在全国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为农业人口提供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今年将继续扩大试点的范围。

　　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为目标，加快推进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目前我国已有28个省份建立省级统筹制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部门也颁布了《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

　　我国积极倡导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化、社会化、多层次的老龄产业和老龄服务业的发展模式。鼓励和引导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参与、共同发展，逐步形成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力量兴办，企业或机构按市场化的要求自主管理的体制和运行机制。据南开大学的李建民教授预测，目前我国老年人的消费总需求约为1万亿元，2050年左右，我国老龄市场的消费需求将达到5万亿元。

　　为了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发展老龄事业，政府正在制定养老保险法、医疗保险法、社会救济法、家庭赡养法、社会服务法、老人住宅法和老年人福利法等专项涉老法律、法规。提高退休年龄，以降低老年人口赡养率、减轻养老金发放压力的思路，最近也被一些人提出。

　　【核心观点】

　　(1)其实，严格来看，中国人口问题集中体现为两对矛盾：一是人口数量过多与资源环境压力过大的矛盾，一是人口老龄化严重与新生人口相对减少的矛盾。前者导致人口数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瓶颈，后者导致人口结构不合理，未富先老，养老难问题比较突出。从全局和长远来看，前一对矛盾是主要矛盾，决定着中国人口问题的发展走向;后一对矛盾是次要矛盾，是阶段性表现，当人口数量拐点出现之后，老龄人口比例有望逐步下降，与中低龄人口形成较为合理的比例。

　　(2)有人可能会问戴斌老师，如果中国老龄化问题严重，是否应该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诚然，目前以老龄化加剧为主要特征的人口结构问题，凸显了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薄弱，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加大财政投入，健全社保体制，开辟多种途径都是综合解决养老难题的有效办法。唯独，这里绝对不能怀疑动摇对“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坚持，不仅于解决养老问题无补，反而会让中国人口问题雪上加霜，愈发复杂，解决的时间更长，付出的代价更大。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很大”，老龄化不可怕，可怕的是还“没有富裕起来”就遇到了“富裕国家”所面对的老龄化问题。

　　本来，大城市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地通过户籍改革、吸纳外来人口延缓老龄化，但是，目前大城市普遍在这个问题上小心翼翼。当然，单靠城市户籍开放延缓老龄化进程，实际上只是局部解决问题，是在挖别人的肉被自己的疮。未富先老是整个中国的问题，不是哪个城市的局部问题。所以中宜教育戴斌老师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全面地重新审视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有些地区需要继续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部分地区可能需要适当鼓励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由独生子女夫妇所享受的“第二胎生育”。

　　(3)解决老龄化危机，核心都是增加“社会生产人口”：一是延长退休和领取退休金的年龄，该措施能够直接增加生产人口，从事财富生产活动，缓解老龄化危机。这个措施在今天就业难的情况下不能贸然推出，但应该开始积极地着手研究，有备无患。二是积极引入外来年轻劳工，能够直接增加生产人口，解决老龄化的燃眉之急。对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在这方面也有“优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