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的背景】

　　(1)山东滕州市中医院“反回扣医生”杨国梁，他拒收回扣，还因拒开回扣药与领导打架，并与兄长向市委书记举报医院里回扣成风。杨家兄弟的连续举报，遭到同事的孤立，卫生局的官方文件中则显示，杨国梁“疑有人格障碍倾向”。

　　事情发生在，山东省滕州市善国中路25号，滕州中医院病房楼二楼康复医疗室。这间20平方米左右的医疗室，是内三科大夫杨国梁在医院里唯一一处可以安心落脚的地方。

　　杨国梁，36岁。1999年，他从部队转业至滕州市中医院，负责脑卒中(即脑中风)病人的功能恢复。2008年12月16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冲突改变了他平静的生活。

　　当天上午，杨国梁与科室主任徐某及其他同事查房。当查到34床时，徐某要换掉病人正在使用的复方氨基酸。

　　杨国梁不同意：“患者找我做康复治疗，需要打复方氨基酸，别停了。”但徐某强烈反对。为此，两人发生了肢体冲突。“徐主任一把抓住我的领口，把我拉到办公室，将我按倒在地上，用拳头向我的头打了两拳”。

　　34床病人当时使用的复方氨基酸，每瓶4.85元。而徐某要求换为每支37.3元的脑蛋白水解物，打点滴时每瓶需3支，共111.9元。在杨国梁看来，药品的价格及提成是矛盾爆发的关键原因，因为脑蛋白水解物比复方氨基酸有更大的回扣空间。“我开药时只看是否需要，从不看是否有回扣”。

　　(2)这次冲突发生后，杨国梁告诉了自己的哥哥——枣庄科技职业学院教师杨运栋。

　　杨运栋跳过院方，直接上告滕州市市委书记王忠林，请求上级领导干预，以“斧正中医院风气”。

　　2009年2月，滕州市领导就此事作出批示，之后，滕州市卫生局成立调查小组，于2009年2月23日展开调查。

　　5天后，滕州市卫生局初步调查后认为：此次事件“纯属工作原因”，“除杨国梁外，其他被调查人员均否认存在药品回扣问题，并写了书面保证书。因此，药品回扣的现象无法查证”。

　　但杨国梁对他经历的两次回扣收入记得很清楚。他向记者回忆道：“科里共有8名大夫，徐某将回扣钱分为10份，自己留两份，7名大夫各一份，剩余一份不知去向。”这是一种常规的分款方式，护士们没有份额，意见颇大。“徐某曾给过我两次回扣钱，一次是2000元，一次是1600元。”但是，杨国梁不能接受此种开药规则，渐渐被排除在回扣分配人员之外。直至有一天，徐某告诉杨国梁，“那个钱没有了，没有那回事了”。

　　(3)2009年3月初，滕州市卫生局对“打架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出炉。局长渠怀勤告诉记者，由于事发时“没有第二、第三人在场”，因此卫生局无法判断打架事实是否成立。但杨国梁则坚持对方动手打人的事实，称“当时是王淑君护士长和其他病人及实习生把我拉开的”。

　　最终，滕州市卫生局责成滕州市中医院让责任方在适当范围内赔礼道歉。之后，徐某向杨国梁赔礼道歉，并被调离科主任岗位。

　　副院长刘真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记者表示，杨徐两人的肢体冲突是因为“在专业方案上有分歧”而非回扣问题，由于“治疗方案各有特色”，因此难以判断孰对孰错。但徐某的调动“有惩罚的性质”，毕竟两人有过冲突，见面时难免尴尬。

　　杨国梁和哥哥一致认为，卫生局的调查结果“太令人失望”，2009年6月，杨运栋再次向市委书记王忠林反映医院风气及回扣情况。随后，王忠林责成滕州市纪委调查滕州市中医院以药品回扣为主的商业贿赂情况。

　　自此，杨家兄弟的角色开始发生转变：杨运栋成了举报人，弟弟杨国梁也悄然从回扣的消极无视者，转变为积极反对者。

　　(3)2009年6月，滕州市纪委联合滕州市检察院启动滕州市中医院商业贿赂情况调查。滕州市纪委常委李军对记者介绍，调查组与中医院各科室主任均有谈话调查，并已责令科主任及处方医生将收受的回扣钱上缴纪委。上缴途径除了纪委的廉政账户，还有滕州市卫生局设立的以“任平治”名义开具的私人账户。

　　市卫生局长渠怀勤坦承，经纪委介入调查后发现，滕州市中医院确实存在药品回扣问题，并表示“药品回扣问题在医疗行业中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记者询问到底收缴了多少回扣款，李军表示，由于事件已过去很久，回忆不起来。记者求证几百万元回扣的传闻，李军否认：“没那么多。”

　　据李军介绍，纪委根据涉案人员的具体违法情况分别作了移交司法机关、批评教育等区别性处理。截至目前，涉嫌刑事犯罪的仅有中医院设备科科长唐兴法，因为“其他人都是零零星星地累积，而唐兴法‘一炮打得很大’”。

　　但是，杨运栋与杨国梁认为，按照收受药品回扣5000元即可立案的标准，所有科主任及交了钱的医生都应移交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结果他们只找了一个设备科的唐科长做做样子。”杨运栋说，“我要保留继续举报追究的权利。”

　　杨家兄弟的连续举报，并不受欢迎。

　　杨运栋告诉记者，医院部分领导将他们兄弟的举报定性为“折腾”。卫生局的官方文件中则显示，杨国梁“疑有人格障碍倾向”。

　　卫生局长渠怀勤认为，这种“人格障碍倾向”，主要表现在杨家兄弟太能“闹”。他们没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讨说法，这些事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毕竟同事在一起工作，医院要求团体协作精神”。

　　在一次全院职工大会上，中医院领导指出，“个别人不能团结合作，造成矛盾滋生;有些关系不理顺等”，“必须清理才能有利于医院发展”。

　　(4)在同事杜行看来，杨国梁没有拒绝回扣、向纪委举报的必要。“我们医院现在是负债经营。不以药养医的话，将来怎么办呢?这400来人难道就喝西北风?医院已经风雨飘摇了”。

　　同事们想不通，杨国梁作为医生，手中紧握选择药品的裁判权，为何宁可将权利浪费也不愿获利?一名同事曾埋怨杨国梁：“你和科主任再怎么打架，也不能到纪委去告啊。”由于杨国梁的告状，直接影响是医药代表来得少了，回扣也少了。并且，“现在谁也不敢再做这个事(回扣)了，谁也不想跟纪委的人打交道。”杜行无奈地表示，钱不容易赚了。

　　杨国梁能感受到自己被孤立了起来。不过，他没有离开中医院的打算，“越是这样，我越要站住脚。医生就是救死扶伤的，收取回扣不是正义之举，也不是可以长久的做法。”

　　【核心观点】

　　(1)从问题的根源上看，中宜教育戴斌老师认为是“医药界的潜规则”导致了这个问题，很明显，在材料中的“杨国梁”确实是一个老实人，遭到同事孤立，卫生局的官方文件中甚至很讽刺地显示“杨国梁疑有人格障碍倾向”。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多数人就是为了混个饭碗。这样的情形不仅仅存在于人人知其猫腻的医药行业，更严重的是渗入到各行各业。

　　(2)杨国梁这一认真的举动，最大阻力来自于领导。医院的领导与其打架，卫生局的领导认为他有精神障碍。集体主义就像一根大棒随时敲打那些不守规矩的人。撕掉这层假面具，隐藏在下面的实际是借集体之名的等级制。上行下效，一个部门的领导如果不起好的带头作用，也是混饭吃，那么离“人人为贼”就不远了。一个行业的颓坏，从主管这样行业的领导开始。

　　(3)有正必有邪，归根到底所谓的“恶势力”其实就是众人的“贪欲”。杨国梁一个人站得再直，也泯灭不了别人心中的“贪欲”。他不过是“一个人在战斗”，根本无法改变“人人不守规则”的行业潜规则。社会现实。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的贪欲不是树立一两个道德典型就能抹去的。只能靠大家共同订立的契约，也就是法律。“拒绝异端”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有被顶上十字架的，有被抓进宗教裁判所的，有被推向断头台的，有被绑在火刑柱上的，幸运的是这些“异端”中的大多数被供上了神坛，而那些“颐指气使的权贵们”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或许从对策角度而言，中宜教育的戴斌老师认为，更多的媒体、公众、民主代表们应该帮助、支持这样 “老实人”，让他从“一个人在战斗”变为“一群人在战斗”。

　　(4)收取药品回扣是当今医药界一大弊病，也是导致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一名普通医生展示“医者父母心”的正义之举却遭到了层层阻力，步步难行，甚至还在官方文件中被怀疑有“人格障碍倾向”。杨国梁的遭遇暴露的是当前在医疗改革中我们在道德和法律上所缺乏的诸多保护正义、伸张正义的障碍。对那些敢于打破潜规则、揭露黑暗面的勇士，我们在道德上缺乏充分的支持，在法律上缺乏足够的保护。

　　(5)严格来说，戴斌老师认为，“反回扣医生”杨国梁所反的并不是回扣，而是回扣背后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医德因素，也有制度因素。或许不能完全去指责“医风日下”，但至少，杨国梁还算个有医德的医生吧。现实中，有许多医生吃回扣，不能否认也有“医生待遇与其学识不成正比”的因素。而医生待遇不高，又与医疗投入不足有很大关系。所以，戴斌老师认为，要根本上解决卫生部门回避医生回扣问题，应该是加大推进医疗行业的“市场化”，提高医疗行业的“效率”，进而拥有更多的资源区改善“医生待遇不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