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的背景】

　　(1)至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提前十年突破了2005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下称2005年版总体规划)确定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

　　(2)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合理调控城市人口规模”专题调研组介绍道，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的实际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1246万人，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726.4万人。“目前北京人口规模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北京环境资源的承载极限。”北京市人大代表吴守伦发出警告。

　　(3)2005年版总体规划指出，“根据预测，在考虑内部挖潜和南水北调入京等措施前提下，北京市2020年规划可供水资源量为54.2亿立方米/年。若以缺水国家以色列人均水资源340立方米/年测算，北京的水资源可承载人口约为1600万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多案例的统计分析，人均水资源量300立方米/年以上是保持现代小康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基本标准，按此标准和可预见的经济技术水平，北京的水资源可承载人口为1800万人左右。”这1800万人的控制目标仅仅五年就被突破，在一些专业人士看来并不意外——它只不过是为北京“规划赶不上变化”的长篇故事写下了最新段落。

　　(4)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其经济规模、用地规模有着对应关系。在常住人口达到1972万人的2009年，北京人均GDP首破1万美元，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865.9亿元，比上年增长10.1%。北京市的经济增长与房地产业关系密切。2010年上半年，北京市一、二、三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18.5亿元、164.6亿元和1973.1亿元，占全社会投资比重分别为0.9%、7.6%和91.5%;在第三产业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为1251.6亿元，占第三产业投资比重为63.4%，比上年同期高出11.3个百分点。

　　(5)“人口失控”已经延伸到了“交通失控”。

　　2009年12月，北京地铁开始在早高峰期对5号线的重点站进行限流。此种做法，被迅速推广至地铁八通线、13号线。

　　这些地铁线因承担在郊区居住的工作人口进城上班的通勤任务，每天都上演着“春运”般的场面。为确保安全，一些重点车站不得不通过建立导流围栏、改变闸机方向等方式减缓乘客进站速度。

　　尽管如此，早高峰进城方向的地铁车辆，总是在上游车站就被“挤爆”，沿途车站乘客挤不上车成为一大问题。

　　“北京交通进入最痛苦时期，”当地媒体发表评论。今年4月，北京市政协的调查指出，北京市每天堵车时间已由2008年的3.5小时增至现在的5小时;轨道交通不堪重负，5号线日客流量达80万人次，已接近2032年的远期预测客流;交通拥堵范围正由市中心区向外围和放射线道路蔓延。

　　交通专家发出警告：如果不继续实行综合措施缓解拥堵，北京市拥堵指数将接近于“9”(最高为10，最低为1)，整个路网将处于严重拥堵的情况。

　　可以预见的是，上述进出城交通的拥堵现象还将加剧——检讨近几年北京旧城、中心城、新城的建设情况可以看出，这个城市的单中心空间结构仍保持着强大的发展惯性。

　　“2005年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中心城人口基本不增长，但增加148平方公里的用地，同时加强金融商贸等核心经济功能及其用地调整，这本身就是矛盾的，”《首都体制》一书指出，“结果必然是中心城经济功能强化、就业人口和建设容量增加，而居住功能外迁，加剧职住分离和潮汐交通现象。”

　　沿北京市轨道交通向外蔓延的多是住宅楼盘，而不是就业场所。以此方式向外疏散人口，国际上鲜有成功经验。

　　【核心观点】

　　(1)北京作为首都，其城市功能定位已经确定，为了可持续发展，人口规模不应该也不可能无限制膨胀，否则长此下去势必损害首都的长远发展，必须进行合理调控。针对“人口失控”这一困局，中宜教育的戴老师认为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将城市中心区的建设量向外围新城转移，避免外围新城继续承载因中心区改造被迫外迁的工作人口而沦为巨大规模的睡觉城。只有保护旧城，严格控制中心区的建设量，才能产生“挤出效应”，使外围新城的建设获得最为充分的支持，城市结构的调整才能顺理成章。

　　(2)如何对人口规模进行合理调控?中宜教育戴斌老师认为应该降低大城市的吸引力，也就是要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剥离大城市身上一些与生俱来的福利和政策倾斜，真正实现所谓的城乡统筹发展。只有让中小城市、让乡村都能够和大城市一样，共享社会文明的发展成果，而不是让大城市在福利政策上一枝独秀。如此一来，大城市的人口拥挤，才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自然缓解。

　　(3)其实，我们应该反思一个角度，为什么在欧美国家，根本不可能出现城市的“人口失控”，而人口失控的局面，会出现于中国等少数国家。对于这个问题，戴斌老师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城市化来解释的。理论上、理想中的城市化是整体性质的城市化，而并非是人口失控的局面。从根源上看，应该是“地区间发展差距”越拉越大的结果，导致了“弱势地区”的工作机会越来越难得，所以就出现了“必须到大城市才能找到好工作”的一种“假设预期”。戴老师认为，正是这种“假设预期”导致了大城市的“人口失控”。所以，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和西部区域城市，缩小城市间、城乡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才是解决大城市“人口失控”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