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的背景】

　　(1)2010年7月5日，武汉市江夏区的邓女士带着1岁零3个月的女儿小菲来到武汉市儿童医院。不久前，小菲奶奶给孙女洗澡时，意外地发现孙女乳房处有两个硬核，一家人忧心忡忡。他们来到了武汉市儿童医院，找到了著名的小儿外科专家江泽熙教授求治。看到小菲明显隆起的乳房，了解了孩子的饮食情况之后，江教授用近乎“斥责”的语气说，“怎么还在给孩子吃这种奶粉，很可能就是因为配方奶粉里面的激素较多，才导致这么早就发育了!”在当日的诊断书上，江教授写道：检查双乳大，外阴充血，建议停服奶粉。

　　但江教授的此次诊疗活动被武汉一电视节目记者录制并播出，节目曝光了小菲所喝奶粉的包装。看到节目之后，吴家山的张先生和郭茨口的王女士才对各自女儿身体莫名其妙的“发育”恍然大悟——他们的孩子和小菲喝的是同一品牌同一系列的奶粉。

　　郭茨口的王女士女儿小霞9个月大，辗转在武汉市儿童医院汉阳分院和武汉同济医院检测后，也得到了和小菲、小彤几乎一样的检测结果，医生的建议也是停服当前奶粉。

　　从化验单上看，三个女婴的“雌二醇”和“泌乳素”都较高，一般婴儿雌二醇水平应该在5pg/ml之下，但小霞达到了14.51，小菲高达12.22;婴儿的泌乳素正常水平应在0.08-0.92ng/ml，小菲体内的泌乳素水平竟达到了7.13。

　　“这么高的数据，肯定是有问题的，奶粉作为唯一的食物来源，必须要停掉并且检测。”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杨勤教授说。

　　(2)事件疑点：三女婴都一直食用同品牌同批次奶粉。7月12日，孩子的检测结果出来后，家人马上给小彤换了奶粉。而小霞家里，记者发现了四个批次的奶粉包装，这四个批次中有三个批次号码是和小彤家里的奶粉批次相同的。而小菲喝的奶粉是罐装的，批次号码只有一个英文字母，但这个字母却是三个重合的奶粉批次号码中的最后一个字母。不同地区的孩子，却喝同一品牌奶粉;批号却惊人地重合，这种巧合无疑加重了人们对奶粉的怀疑。

　　广东省一位负责检验检疫的专业人员认为，这很可能是产奶的环节出了问题。为了催奶，饲养员会在奶牛饲料中添加激素，过量的激素会残存在牛奶中，经过加工到了奶粉里。

　　(3)同一奶粉品牌、批次相同，再加上该品牌奶粉人员令人生疑的表现，不能不使家长们认为——都是奶粉惹的祸。

　　武汉市儿童医院内分泌专业学科带头人，院中心实验室副主任姚辉表示，“儿童性早熟是一种很复杂的疾病，不能因为这三个孩子喝了同样品牌的奶粉又同时有早熟的症状就断定奶粉有问题。”她认为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唯一的方法就是检测奶粉，对其中所含雌性激素进行检测，才能知道真相。”姚辉教授说。

　　三名女婴的家长曾向工商局投诉，工商局让他们找质检所，质检所表示不接受个人申请，无奈只好找到医院，医院称没有检测能力。他们有一种“投诉无门”的感觉。

　　(4)截至8月5日，江西省奉新县10个月女婴、山东省临沂市8个月女婴出现早熟症状，另有广东湛江3个月男婴雌激素检测超标，他们均自出生就喝所涉品牌奶粉。对于该事件，中国保健协会食物营养与安全专业委员会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对所涉奶粉进行检测，为消费者做出正面回应。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主任何计国教授表示，尽管目前病例还比较少，难有足够说服力，但对于每个女婴来说，此事关乎她们的健康成长，不容怠慢与忽视。三个女婴年龄分别是4个月、9个月和15个月，她们的饮食主要是奶粉，其他因素虽然也可能导致性早热，但奶粉仍是需要首要排查的因素。

　　(5)国家质检总局授权的两大国家级乳制品质量检验中心——位于哈尔滨的国家乳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和位于呼和浩特的国家乳制品及肉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工作人员均表示，无法对奶粉进行激素检测，理由是除某些保健食品之外，目前我国药检部门尚未开展食品检测业务。

　　【核心观点】

　　(1)整个事件中，中宜教育戴斌老师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是，虽然专司食品安全监管之职的部门机构早已林林总总，然而迄今为止，竟然还没有哪一家检测机构，能将“激素检测”作为奶粉的常规检测项目。即使，不管“圣元奶粉”有无责任，监管部门在关键环节(激素检测)的责任缺失，都值得我们深思。同时，问题出现后，在这种特殊背景下，我们还是希望质检部门能扮演好一个称职的“马后炮”角色，即便不能为社会个体提供无偿质量检测服务，也应该本着对公共消费安全负责的态度，对遭到家长质疑的奶粉进行质量检测，给公众一个确切的说法。

　　(2)从患儿家长历经波折送检无门的遭遇来看，和三聚氰胺演变成一场大的公共食品安全事件的前奏倒是异常相似：也是“相关部门”集体变成“无关部门”，也是面对患儿家属的质疑婉拒检测。本应代表百姓利益的职能部门与利益受到伤害的公民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博弈的悲剧。

　　(3) “检测难，难以上青天”，这样的无奈以及产生的悲剧为何屡屡上演，中宜教育戴斌老师认为，其背后必定有密不可分的社会根源和制度根源。一方面，是公民常识和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则是维权配套机制的繁冗和落后。如果相关职能部门继续冷漠下去，再不及时介入调查，查明儿童性早熟的真相，那么这些事件就会侵蚀着我们下一代的肌体，而且对于社会制度肌体和政府公信而言，也是一种侵蚀。戴老师认为，如果要避免“激素门”扩大为公共安全事件，只有相关职能部门履行职责，打开检测调查的大门，才能关上“激素门”。

　　(4)目前，厂家、监管部门及规章制度的制定部门均存在问题。首先，厂家，目前为止对此事的表示只有一个挂在网站上的《致媒体公开信》以及准备起诉相关媒体的声明，却没有做出可以推动事件向良性发展的行动，例如主动负责并公布检验奶粉中激素含量等。在整个事件中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负责的商家应有的态度和诚意。

　　其次，是监管部门，一开始我们就只看见几家相关部门在互相推诿责任，以没有相关政策为由拒绝检测。职能部门本应代表百姓利益，当公民利益受到伤害时，作为为百姓撑腰的职能部门无视民生诉求和自身责任，非但没有为民请缨反而却想置身事外，这实在让百姓寒心。毕竟少了职能部门的撑腰，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与一家企业进行对话。

　　最后，是规章制度的制定部门。虽然已有规定激素是不允许直接添加到奶粉中的，但种种证据已经表明，在国内对奶牛使用激素催奶的现象是存在的。而在明知这种情况存在下，规定制订部门仍未提前在规定中设定幼儿奶粉中激素类物质的检测项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