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矿难回放
(一)山西王家岭矿难
2010年3月28日14时30分左右，中煤集团一建公司63处碟子沟项目部施工的华晋公司王家岭矿(在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境内，为中煤集团与山西焦煤集团合作组建的华晋煤业公司所属)北翼盘区101回风顺槽发生透水事故，初步判断为小窑老空水。事故发生后，已确认109人安全升井，尚有153人被困井下。
山西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5日15时召开第十次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刘德政表示，截至目前，事故井下153名被困人员中已有115人获救。山西省省长王君同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透露，预计矿井下还有38人有生还可能。这些在尘世间摸爬滚打久经历练的兄弟，吃树皮，喝脏水，把矿灯收集起来，以保证救援到来的那一刻它们还能准确指示自己的方位。伊川矿难已经造成28人死亡，仍有多人下落不明。任何关于灾难的奇迹，都只能出现在灾难之上。与其期盼灾难之后的奇迹，不如远离灾难本身。
一次又一次的血泪教训再三证明，天灾虽难防，人祸却可免。绝大多数的矿难，都是本可避免的人祸。3月30日，在王家岭矿难发生后的第三天，国家安监总局、国家煤监局联合发出的事故通报称，王家岭煤矿施工过程中存在违规违章行为，工作面出现透水征兆后，没有按照规定及时撤人和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施工方为了经济利益赶工期，更被认为是导致矿难的首要原因。
只有责任的归于责任，人祸所导致的矿难才能有所遏制，生命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得以保障。在这个基础上，奇迹才有价值和意义。
(二)河南伊川矿难
新华网郑州4月6日电(记者秦亚洲)记者从河南省伊川县“3·31”矿难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矿难已经导致40人死亡，6人失踪。
2010年3月31日19时20分左右，伊川国民煤业有限公司井下21煤工作面回风巷施工过程中瓦斯突出，逆流从负井口涌出，遇火在地面发生爆炸。截至4月6日晚，经初步核实，矿难发生时当班井下人员共有98人，其中已经安全升井57人，已经确认死亡35人，6人失踪，爆炸还造成地面人员5死1伤。目前，核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称，矿难发生后，由于矿长和伊川县政府派驻的驻矿安监员逃逸，地面存放有关下井人员资料的矿灯房被完全损毁，加之企业用工混乱，下井人数由包工头确定，企业没有统一的人员调度安排，没有花名册、工资册、职工档案、劳动合同等原因，严重影响了人员核查工作进度。
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称，经初步核查，该矿共有职工300人左右，其中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勤杂人员53人，临时招用的井下工人250人左右。
事故责任人的追捕工作进展顺利。5日下午，又有1名事故发生后逃逸的驻矿安监员投案。通过有关部门多渠道做工作，6日上午，2名该煤矿重要知情人员主动到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说明情况，配合救援工作。
此前，矿难发生后逃逸的矿长王国政已经自首，多名逃逸的副矿长、记工员、驻矿安监员被抓捕归案。洛阳市、伊川县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已经启动对驻矿监管人员的责任追究工作。
发生事故的矿井设计年产能为15万吨，属于技术改造矿井。2009年5月该矿曾发生过瞒报事故，矿长王国政被判缓刑。王国政是伊川县国民煤业有限公司所在地半坡乡白窑村村委会主任。
二、矿难原因
表面上看，矿难频发有安全生产基础差、法制意识淡薄、矿工维权难这三大原因。倘若作进一步的思考，就会发现它们背后还有诸多深层次的原因，如管理者认识上的误区、经济粗放型增长、监管机制不合理、教育国策失误、新闻自由度提高等等。
具体原因如下：
(一)安全生产基础差。我国不少煤矿自然开采条件恶劣，安全生产基础薄弱，管理上漏洞诸多，抵御事故灾害的能力不足，对防范伤亡事故没有把握。
(二)法制意识淡薄。目前中国有一系列有关煤矿安全生产的法律和法规，如《劳动法》、《煤炭法》、《矿山安全法》和《煤矿安全规程》。虽然它们还有待完善，只要认真落实已有的规章制度，大部分矿难本可以消弭于萌芽状态。可以说矿难最直接的原因，是规章制度形同虚设，法律法规没有落实到位。
(三)矿工维权难。尽管《煤炭法》第42条和《矿山安全法》第23条都规定了矿山企业工会应当依法维护职工生产安全的合法权益，组织职工对矿山安全工作进行监督。但本该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在矿工面临死亡威胁时缺位了。另外由于矿山劳动力的供过于求、工作机会的稀缺，很多人最担心下岗，煤矿侵犯矿工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据知情人士透露，陈家山煤矿矿工的待遇每况日下，有时一些劳动保护用品都得矿工自己购置。面临“停职停工”的威胁，无处主张权利且生活无着的他们，明知下井工作有生命危险，也只好妥协。
(四)伤亡赔偿标准过低。安全生产的技术设备非常昂贵，当矿工死亡补偿过低时，矿主就会受经济规律驱使，在安全上偷工减料。煤矿开采的暴利和矿工生命的廉价，使一些矿主视矿工的人命如草芥。
(五)经济粗放型增长导致能源需求的高速增长。当煤炭生产的利润空间加大，超负荷生产成为顺利完成财政指标、刷新GDP的首选。一些矿产地企业和地方政府置安全和生态保护于不顾，超限开采、超负荷运转;一些小煤矿则把矿工当作赚钱机器，有些已取缔的小煤矿也死灰复燃。可以说，矿难频发是高能耗、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市场反应。
(六)监管机制有缺陷。教训证明，本应是煤矿安全监管者的县乡两级地方政府，往往会成为煤矿直接或间接的经营者。作为一些地方的主要产业，违法违规经营的煤矿能解决就业问题，也是主要税源，一旦取缔，会使当地政府发生财政困难。直接的利益驱动使裁判员成了运动员、监管者成了保护者。
三、解决方针
全面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五项措施：
(一)落实煤矿安全生产责任制
(二)改善煤矿安全生产条件
(三)提高煤矿安全生产水平
(四)健全安全管理体制和机制
(五)形成重视煤矿安全生产的氛围
总而言之，解决矿难治理的决策模式和治理结构两大根本问题。
所谓决策模式，即要摆脱那些无效或低效的行政单方面决策，让民意有效参与，制订出能够瞄准问题核心，而不是只做表面工夫的矿难治理措施;
所谓治理结构，也就是在加强政府监管之外，煤矿安全治理应形成两大制衡机制，一是通过广泛建立矿工工会，让矿工能够有组织地监督企业落实各项规章措施，维护自身的安全保障，二是通过公众、媒体、NGO等的深度介入，形成一个约束资本与权力的外部力量。
鉴于目前煤炭行业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特别是一些国有大矿接连发生问题，理顺煤炭行业管理体制，健全管理机构、强化管理职能已显得十分迫切。同时，国家应增加了企业提取安全生产费用、安全风险抵押金制度、提高伤亡赔偿标准，通过这三项经济政策，配合法律法规和行政监督来加强高危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
如此，矿难才会有根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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